北京非法集资辩护律师
法律热线:
律师文集

某市启程印刷厂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

发布时间:2018年6月19日 北京非法集资辩护律师  
某市启程印刷厂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
一、基本情况
案由: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
被告单位:某市启程印刷厂。
被告人:魏某,男,34岁,1970年2月23曰出生于湖南省某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某市启程印刷厂法定代表人、厂长。2005年2月10曰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被逮捕。
被告人:韩某,男,29岁,1975年10月5曰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县,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某市小型印刷厂厂长,后其厂因资不抵债于2004年6月破产。2005年2月10曰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某,男,29岁,1975年3月13曰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为某市某印刷厂临聘技术工人。2005年2月10曰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被逮捕。
被告人:范某,男,57岁,1948年5月17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县,汉族,高中文化,捕前与张某为同印刷厂?已退休的高级技师。2005年2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被逮捕。
二、诉辩主张(-)人民检察院指控事实被告人韩某于2004年11月找到启程印刷厂厂长谎称自己为某国家指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印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意与魏某的启程印刷厂合作,同时向魏某出示了由其伪造的经营执照及国家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质文件。后韩某通过与被告单位启程印刷厂合作的方式签订增值税专用发票印制合作合同,利用被告单位印刷车间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自2004年12月10曰起到案发前,其共印制〃xx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成品900份,半成品1100份。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韩某、张某、范某,被告单位启程印刷厂及被告人魏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06条的规定,数量巨大,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二)被告人辩解及辩护人辩护意见被告人魏某辩称:其代表启程印刷厂签订印制合同是由于韩某的欺骗行为所致,韩某提供了企业经营执照、国家颁发的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质证明等证明文件,且合作利润丰厚。其完全是出于为企业创收考虑,主观上没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依法不构成犯罪。
被告单位诉讼代理人刘某辩称:启程印刷厂印刷车间的两条生产线都由张某、范某指导生产,印刷厂只是提供了基础生产设备和部分印刷工作人员,而且基于对韩某的信任,其印刷行为没有伪造故意,依法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魏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魏某是由于对国家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印制的相关规章制度缺乏了解,轻信韩某进行“合作",因而其主观上不具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所以被告人魏某的行为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被告人韩某对检察院的指控未作辩解,不表示异议。
被告人张某、范某认为其只是受韩某指使完成一定的监制任务,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
三、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和证据
(一)认定犯罪及无罪事实
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4年10月,韩某到张某家,与张某、范某商议印制一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倒卖。由张某、范某研制伪造方法,由韩某联系印刷厂印刷。2004年11月3日,被告人韩某找到魏某,称其为某市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指定印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由于业务量大,机器设备老化,恐难以完成印制计划,欲与魏某的启程印刷厂合作完成印制任务,同时向魏某出示了由其伪造的经营执照及国家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质文件。后经启程印刷厂厂长碰头会后,魏某表示愿意合作。2004年11月7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合同。2004年12月,魏某安排两条生产线以完成合同义务并按合同约定增添了相应设备,韩某"派〃张某、魏某作"技术人员〃到启程印刷厂作"技术指导〃,"保证〃所印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质量,并"监督〃印刷完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成品及时收归自己的"企业〃管理。
(二)认定犯罪及无罪证据
上述事实由下列证据证实:
物证
在启程印刷厂车间查到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设备、材料,包括生产专用纸、仿制的发票底纹板、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用品,有色、无色荧光专用油墨等。
在韩某住处查处已制成的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成品共900份,在启程印刷厂印刷车间查处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半成品共1100份。
书证
(1)启程印刷厂与韩某签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印制合作合同,证实韩某等有与启程印刷的合作关系。
启程印刷厂生产车间I、n的生产日志记录簿,记载从2004年12月到案发前其共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成品900份,半成品1100份。
韩某出具的伪造的营业执照及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点生产企业的资质证明,证实韩某谎称自己为某增值税专用发票指定印制企业的欺骗行为。
启程印刷厂2004年12月5日的厂长碰头会会议记录,证实启程印刷厂经厂长碰头会研究决定与韩某签订合作合同。
证人证言
启程印刷厂门卫阎某证词,证实2004年11月3曰,韩某找魏某商议合作事宜。
启程印刷厂生产车间印刷工李某等证词,证实从2004年12月起到案发前,其印刷厂印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印制工作张某、范某指导,其印制完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成品业由范某、张某及时收走。
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魏某的供述,证实韩某找其商议合作印制"xx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提供了相应的"资质证明文件〃。
被告人张某、范某的供述,证实其在韩某的组织下,提前研究了"xx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伪造方法,在韩某"联系〃到印刷厂后,由其二人假扮技术人员到启程印刷厂指导印刷,并于成品完成的当日就于验货后收回交于韩某。
被告人韩某的供述,证实其组织、策划了伪造工作:先安排张、范二人研究伪造方法,自己联系印刷厂,伪造并向印刷厂出具了虚假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明。同时证实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由其保管,以期伺机倒卖。
四、判案理由
某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韩某、张某、范某明知违反了国家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印刷管理制度,利用虚假资质文件骗取魏某的信任,采用非法的合同形式利用启程印刷厂的生产线伪造
增值税专用发票,严重扰乱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印刷管理秩序,且伪造增值税数量巨大,构成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启程印刷厂及被告人魏某对印制合同的签订及所有印制行为存在着疏忽大意的过失,但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观方面要求犯罪主体有伪造的故意。因此,不能认定启程印刷厂及被告人魏某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人指控被告人韩某、张某、范某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认定。起诉指控被告单位一启程印刷厂、被告人魏某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观故意上,存在瑕疵,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魏某的辩解,予以采纳。
五、定案结论
某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6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单位某市启程印刷厂无罪。
被告人魏某无罪。
被告人韩某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兀。
被告人张某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万兀。
被告人范某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万兀。
六、法理解说
笔者认为该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本案中对启程印刷厂及魏某是否构成犯罪的争议很大,这涉及到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罪的区分,而区分的关键在于对伪造行为构成犯罪的准确认定。
根据刑法第206条第1款的规定,伪造增值税发票行为是指仿照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式样,使用各种方法非法制造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其构成要件的各个部分都要有"伪"的性质。
客观方面,伪造行为构成犯罪要求从预备行为到具体的实施行为都以"伪〃的面目出现。这里的预备行为多表现为依据印制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需的各种设备、纸张、墨粉、防伪技术等进行前期准备的行为,而且其准备的设备、纸张等均非国家统一监制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求的型号、类型。本案中,张某、范某研究"XX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伪造方法及启程印刷厂在其“指导"下采购印刷设备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为“伪造〃服务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实行行为表现为仿照国家统一监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纸张质量、规格、版面设计、色彩搭配、防伪标识等制造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中启程印刷厂的印制行为当然属于伪造行为,这并不由于厂方的不知情与不知法改变这种伪造的性质。但只凭客观方面还不足以认定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还应当综合考虑主观方面的因素。
主观方面,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样要求犯罪主体主观上有伪造的故意。目前在学术界,有的观点认为此处的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有的观点则认为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都可构成本罪。联系实际便可得出后者更具合理性。若本案魏某明知韩某欲利用其生产线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放任不理,则其参与伪造的行为就应按犯罪处理。本案被告单位启程印刷厂、被告人魏某被判无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主观方面没有伪造故意,却参与到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印刷行为中,这又涉及到"行为人对法律规定认识错误与定罪"的关系问题。行为人对法律规定的认识错误与定罪关系的情况有三,在“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而行为人自己认为是犯罪〃及“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应定何种罪名或应判何种刑罚产生错误认识"两种情形下,这种认识错误都不影响行为的性质。但在"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犯罪行为,而他却误认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就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案控辩双方的意见就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控方认为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内部管理办法》,明文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家统一监制,指定专门企业进行印制,且指定企业没有任何权力转授权其他企业生产或是与其他企业合作生产。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保密局《金融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研制计划、设计方案、防伪印制工艺、油墨配方、印版和印模制作技术及实物,上述未发行产品所采用高级防伪纸的防伪制造工艺及印模、水印辊、水印网的制作技术、实物"等定为国家级绝密级事项,任何单位、个人将此泄露的行为都应依法处理。实践中,增值税发票视同现金保管,有严格的生产和运输、保管规定,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由武警站岗,生产线全程都有监控设备监控。面对如此漏洞百出的“法定代表人〃韩某,魏某及印刷厂的领导人没有丝毫怀疑,而与其"合作〃以“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的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其对法律规定的认识错误不足以排除其主观罪过。辩方则主张,尽管法律规定与实践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印制过程足以证实韩某主张的"合作行为〃的不可行、不可能与不现实性,但这并不足以证明生活在法律效力所及地域范围内的每个公民都对此耳熟能详。被告人魏某及被告单位领导人员的不知情是有相当的现实依据的,且韩某还提供了大量虚假在资质证明文件后投入所谓的专业机器设备,并派出所谓的技术人员进行把关,并且做到了及时验收,足以让魏某等被蒙蔽,完全可以排除其有主观罪过。我们认为,行为人对法律规定的认识错误,对实际生活的不知情是否可以排除主观罪过应从具体实际中寻找答案。实践中,大义灭亲、为民除害等的行为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定罪,主要在于“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已严重超越了公众的道德平均底线,因此并不影响对以道德底线为基准而确立的罪名的认定。但如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等部分经济技术领域的犯罪行为,由于其本身的技术性不可避免的使与这一领域没有联系的普通社会成员处于对此生疏的状态。本案中,魏某及其印刷厂地处一偏僻、落后的小镇,对国家管理规定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印制流程的无知也实属合理。现实生活中,即使是专业人员也不一定对增值税发票的印制流程有足够的了解。刑法不能处罚单纯的罪恶思想,同样也不能处罚无罪过思想下的无知行为。因此,认定主观罪过的有无不能依据推测,不能以一般社会成员甚至是专业技术人员对相关领域的了解程度为标准衡量行为人,而应从行为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出发,认定主观罪过的有无。
所以,本案被告单位的领导成员及被告人魏某没有主观罪过,不成立犯罪。因而也不符合共同犯罪要求的"共同故意",不与韩某等构成共同犯罪。而韩某、张某、范某的行为在主观上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有分工的实施了犯罪行为,依法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共同犯罪。其中,韩某起到组织、策划作用为主犯,而张某、范某只是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犯罪行为为从犯。
另外,本案中查到的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2000份,但人民检察院只指控了900份,原因在于本案中只有900份是成品,而其他1100份属半成品。依照我国刑法第20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精神,只有印制的完成行为才构成犯罪,即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应以成品的数量计算。
综上所述,我们要准确认定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必须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综合考虑各与构成要件有关的因素。至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今天,我们应以怎样的方式普及我们的法律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类似本案情形的出现,值得我们每位社会成员深思。


首页| 关于我们| 专长领域| 律师文集| 相册影集| 案件委托| 人才招聘| 法律咨询| 联系方式| 友情链接| 网站地图
All Right Reserved

北京非法集资辩护律师


All Right Reserved Copyright@2022 版权所有 法律咨询热线:13910999085 网站支持: 大律师网